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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第77期徐南铁柔软的烙印

来源:急性冠心病 时间:2018-5-11
我们的《记忆》已经推送过好几篇纪念母亲的文章,今天再推送一篇。因为母爱的刻骨铭心,今后少不了还有人会将这类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里来,而我们也必然会继续推送。我在想一个问题:为什么大多怀念母亲的文章都写在她逝世之后?

柔软的烙印

文/徐南铁

我为母亲买的拐杖还立在角落里,但是母亲已经走了。多么希望她会像以前某一次出门时忘记拿拐杖一样,叫我回身取来递给她。可是这次她彻底忘记了这根陪伴她多年的拐杖,不再回来。

也许她去的另一个世界道路平坦,不需要拐杖?也许在那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天地里,她重新回到了脚步轻盈的年轻岁月?

母亲的去世结束了一个时代,老家渐渐变得遥远,许多往事因没有了对话者而不再是日常的话题。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,我无限感伤地意识到:母爱是一种密布人生空间的生活琐屑,博大、永恒,却是那样淡然。

母亲是我人生中柔软的烙印。这个烙印随着母亲的远去日益深刻。

母亲对自己的祖父辈没有什么印象,只记得祖父去世的时候,葬礼挺排场,厅里挂了他一幅好大的遗像,香烛纸钱好些日子不断。这么说,母亲的祖父应该是有点身份也有点钱的人。

外公在省立赣州小学教书。当年的老师属社会贤达,受人尊敬,收入丰厚,所以外公在教书的同时还开了一家饼铺。母亲念书时,中饭是由饼家的伙计送到学校,她就在教员办公室里同外公一起吃。

外婆是农家妇女,没有文化,但很能干。一家大小那么多人,一日三餐都是她做。做一桌酒席对于她来说没有一点问题。说到这些,母亲总是叹息自己年轻时只顾读书,没有学得外婆的手艺。

母亲还记得,外公对外婆不好,甚至会打她。每当看到外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,母亲就陪着她哭。后来,外公有了外遇。母亲的一个同学告诉她,外公和一个女子在某处租房子住。母亲赶紧回去告诉了外婆,于是母女俩匆匆赶去,苦口婆心,劝那房东不要租房子给外公。

那时候的母亲是如何地孱弱啊,她只知道傍着外婆哭,既生气又害怕,却不懂吵闹。在此后的几十年岁月中她也始终没有学会吵闹。

如今说起这事,母亲叹了口气,说:“那时候那么蠢,你这里不租给他,他不会去其他地方租吗?”事情的发展更是出乎意料。用母亲的话说就是:“这下好了,你不让我在外面租地方住,我就干脆带回家来。”于是一个年轻的陌生女人跟着外公走进了这个家门,住在了楼上。

那一段生活是怎样在同一个屋顶下进行的呢?母亲只记得她陪外婆流的泪。

大约是几个月后,这个女人又从这个屋顶下消失了。个中原因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小女孩来说,当然是无法知晓的。那肯定是另外一个爱情故事,或者夹缠着无奈、失望,或者藏掖着反悔和新的背叛。波谲云诡,周折起伏,这种故事在人世间生生不息,反复上演,交集着芸芸众生的生活道路。

这些经历给了母亲深深的伤害。她在学校里想起这些事情就偷偷地哭。

晚年说到这些往事,母亲深有所感。她说:“我的性格比较消沉,看负面的东西多,应该和这一段生活经历有关。”

一个人的感情生活有多么复杂,谁能够说得清楚?恐怕当事人自己也是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吧。我那外公一定不知道,自己的生活故事给小女儿性格中植入了怎样绵延不绝的伤痛元素!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别人,这就是生活。

母亲少年时

我曾经看到过母亲的一张半身相片,是赠给我父亲的,时间应该在他们的相恋岁月之中。母亲在相片的背面题了一行铅笔字:“你猜猜我当时多少岁?”

旁边是父亲的钢笔字迹:“我猜你是16岁。”

父亲猜对了,那是母亲16岁的倩影。她又跟在父亲的后面写了一行:“可是我那时已经有了廿六岁的心。”

照片上的母亲剪着学生式的短发,穿着白色的大襟褂子,眼睛里没有笑,似乎含着些许忧郁。当初看到这张照片和背面的题字时,我以为,少女时代的母亲多少有些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。多少年之后我才明白,那时候母亲的心中确实包含着厚重的无奈和忧伤!

母亲很会读书,初小读完未读高小,就直接考上了女师,大约相当于后来我们所说的中专吧。读完女师又考上了女高师。刚在女高师读了一年,正在上海读暨南大学外语系的大舅舅向外公提出,一定要让这个妹妹考大学。于是她为考大学转而考进了年成立的省立赣州中学。那时的省赣中刚刚开始招收女生,母亲进去的那一年只有6个女生。

后来聪慧的母亲真的考上了大学,进了大舅舅曾经就读的暨南大学,学的是经济。当时的暨南大学因日军攻陷上海,迁到了福建的建阳。听母亲说,学校的生活很艰苦,常常只是吃青菜和黄豆。

母亲的家境至少算得上是小康,但她并不娇生惯养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来自乡村的外婆?读女师的时候母亲住校,有一个周末下大雨回不了家,家里竟然也没有人送伞来。于是她就没有回去,在学校度过了一个孤单、惊恐之夜。在福建读大学期间,她也曾从赣州独自搭乘陌生人的货车返校,而且是夜间出发。母亲说起此事,总是慨叹:“那时候居然不知道害怕!”她说,搁到现如今,谁敢啊!

暨南大学百年校庆,我竭力鼓动母亲出席。在那里,她见到了几个老同学,其中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编剧陈默。当年母亲和陈默等人组合的四重唱是学校晚会的保留节目。我们家里曾经有一张他们四个人在一起唱歌的照片,后来不见了,不知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丢失的。找不到了的还有一张她戴学士帽的毕业照。虽然没有了照片,但我的记忆屏幕上留有小时候的影象——母亲参加单位的合唱,站在前排,意气风发。

如今的陈默也是满头白发,但是精神很好,高大的身躯丝毫没有佝偻的迹象。他正忙乎着为暨南大学百年拍专题片,还在编北京校友录。相比之下,母亲就显出精力的不济。前些年我曾劝母亲出去兼课,一开始她不愿意去,后来又推说新的知识她不熟悉,不要误人子弟。再后来就推说腿脚没有去年方便了。

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遵纪守法、无欲无求、谨小慎微,生怕给别人造成不便或带来不快,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,很少主动去寻求改变。她在财务部门工作了多年,晚年一直引以为骄傲的是,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怎么样查她、批斗她,都没有涉及到金钱和帐目方面的问题,因为她是那样的纯净、那样的小心,几十年如一日。

趟过了苦难的岁月之河,母亲与陈默两个80多岁的老人,在暌违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见面。在暨南大学那座湖光潋滟、绿树掩映的专家楼里,他们白首相对,坐谈了一个上午。陈默因为筹拍专题片等事情,时不时有人来找。逢到这时候,母亲就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陈默回答问题和处理事务。

一个上午的时间里,两位老同学谈了些什么?母亲没有告诉我,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跨越了一个甲子里那许多不堪回首的岁月,直接回到了青葱的年代,心中升腾起早已消逝的歌声。在年届八旬的老人眼中,那些人生波澜定然早就沉入生命的深潭,已经不堪提起、不必提起、不值提起。

他们留下了一张合影,照片上的母亲笑着,脸上满是阳光。我觉得那是父亲去世之后她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。

我相信,往事的回忆并非什么人都可以体验和分享,而有些情感更是亲人、家人都无法包容涵盖的,值得独自体味和永远追忆。

当年,生活好了,外公就在离东门城墙不远的“荷包塘”购了一座院子,具体是什么时候买的,我当然不知道。但是我童年的最早记忆就从这院子里开始,仿佛我就是在这座院子里出生的一样。

记忆中院子好大,有“巨大”的树。有一天傍晚下大雨,雨后大舅舅带我们去摇晃大树,掉下许多麻雀,我们欢快地拣了又拣,装了一大袋子。但是有没有吃麻雀,我倒没有一点记忆。我印象中的大舅母穿着旗袍斜倚在靠椅上,风姿绰约。也许因为是做老师的,她总让我觉得生分,不怎么敢跟她接近。那时小舅舅在广州读大学,暑假里带来一个姓胡的男同学,就住在家里。他们风华正茂,热情澎湃,常常在客厅里拉琴、唱歌,其中反复唱的一首歌是《达坂城的姑娘》。

屋子的后面是一堵很高的风火墙,屋檐和风火墙之间有一个长条的天井。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天井里玩我的第一套识字卡片,那是父亲在北京出差时买的。他还在北京给我买过一辆木制的玩具小汽车,现在想想应该是仿苏的“吉姆”。

打我懂事起,父母就已经调到大吉山钨矿去工作了。长大以后我才知道,那是我国“一五”时期项重点工程建设的骨干企业,号称中国第一钨矿,据说蕴藏量是世界之最。它处于江西的最南端,背靠五岭山脉的九连山,翻过山去就是广东地界,但是只有崎岖的小路通行。父亲被委以重任,去开辟一片事业的新天地。在父亲“上山”之后的一年左右时间,母亲也放弃城市“上山”去了。我相信她是主动要求去的,为了陪伴父亲,为了和父亲在一起。

母亲回来的次数远比父亲多。那时候,从赣州到大吉山有两天的车程,我不知道晕车那么严重的母亲是怎样来回奔波于丈夫与儿女之间。大吉山钨矿尽管是苏联援建的国家重点项目,但在先生产、后生活的建设思路下,初期的条件很艰苦。为了保证父亲的营养,母亲每天都设法为他煮两个鸡蛋。当时连锅都没有,鸡蛋是扔到烧水的铁皮壶里煮的。那时的我当然不知道父母亲的艰难。我习惯了跟奶奶过着平静的生活。

母亲每次从赣州去大吉山都要早早出门。有一次,她为了避免我的纠缠不放,就说是去买包子,以致那个早上我追问了多次:妈妈买包子怎么还不回来?也许今天的人会批评母亲,说她不该对孩子撒谎。但是批评者能想象一个年轻母亲告别幼子的情景吗?她无法跟孩子说清楚此中的社会道理、生活道理,只能求助于一个善意的谎言。

后来我曾常常想:来回奔波在那漫长而颠簸的公路上,刚到30岁的母亲怀着怎样的心情?一路上她独自想了些什么?也许,她曾暗暗地垂泪?人生的故事往往没有耐心的读者,人们只浏览这本书的内容简介,许许多多的细节只有作者自己咀嚼。

母亲是个内敛、含蓄、不事张扬的人,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些往事。她习惯于忍受,即使历尽磨难,我却没有听过她抱怨生活。

也许因为父母亲都不在赣州了,奶奶不愿意长久寄居在亲家的院子里,于是我们就搬到慈姑岭去了。外公对我们的搬离非常生气。空间有足够的大,房子有那样的多,为什么要搬走呢?我们的离去没给他面子。现在想想,我们的离开大约与母亲有一定的关系。母亲和她的哥哥,就是坚持要她读大学的我的大舅舅,都跟外公的续弦不甚融洽。这种状态在中国的家庭中已经是千百年的旧话题了,受过新式教育的大舅舅和母亲也没能摆脱这种窠臼。

母亲与外婆长得很像,晚年的母亲与外婆留下来的肖像极其相似。更重要的是,她们的性情也像。母亲与外婆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沟通。当少女时代的母亲依傍着外婆、为外婆的遭遇流泪的时候,她们之间的心灵默契就已经定型,他人绝无法插入和替代。从这个角度看,我们在外公续弦之后的搬离也是无可避免的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,外公自己也无法在那座宅子里住下去了。他在古稀之年被扫地出门,搬离了这座自己购下而且已经住了二十来年的院子,被安置在大公路一所逼仄的旧木屋里。那座房子显然是个小偏院改造而成的,丈馀高的墙冷冷地横亘压抑在眼前,隔着一条三尺来宽的窄窄天井,就是用木版隔开的两间半房。屋里的地板起伏不平,天井边的路倾斜潮湿。外公的心情想必也是起伏不平,潮湿一片,但是他只能隐忍,最终在那里蹒跚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
近些年来,我好几次去寻找那个叫“荷包塘”的地方,寻找满载着我童年岁月的院落。可惜城市的面目变化太快,几番找寻都没有结果。据说那个院子和那座大宅都已经被分解,有的部分已经被拆除。第一次去,我在大致的位置找到一家街道工厂,似是而非。进去问问工人,一个个都用充满奇怪的隔世眼光望着你,我只好一无所获地退了出来。再后来去,街道工厂没有了,就连似是而非的感觉都找不到了。

怀旧的情结就像一枚夏天的果,随着岁月膨胀。我要母亲跟我一起去找那座老宅,我相信她的印象一定要比一个孩子的深刻。回忆并不是一段孤寂的旅程,它像一本好书,两个人阅读和讨论将加深它的魅力。

在此之前我曾要开车送母亲去大吉山寻访故地,毕竟她在那里留下了20来个春秋。她却不愿意去,因为文化大革命在那里给她留下了太多的伤痕。她说:“那个地方我想起就感到痛苦,再也不想去了!”不过,寻找外公的宅子她却去了,而且下车跟我一起“实地勘察”。那时候,她已经年过80。

只可惜那个方位已经开发为楼盘,比我先前去的时候更加面目全非。望着那一幢幢的楼房,母亲一脸茫然。我们站在一个新建小区的门口,那里有一棵大树,我们不约而同地望了望这棵树,又不约而同地轻轻摇了摇头。有一刹那,我们都沉默了。我想到了大舅舅雨后带我去摇树上的麻雀,但我不知道母亲想了些什么。

外公、外婆早已远去,后来,就连外公的续弦也远去了。大舅舅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我童年的大树,我童年的天井,我童年的一切都伴随着上辈人的悲欢,一起沉入了历史的暗处……

我在赣州已经报名准备读小学的时候,父母亲在大吉山的生活开始稳定了,并且分到了三间一套的新房子。父亲到赣州来接我们,于是我们收拾起家什告别了城市,搬到矿山去了。

大吉山位于一条公路的尽头,在采掘钨矿的历史已经跨越百年的今天仍然如此。它的身后,就是连绵的大山。在赣州时,我曾在阁楼上遥望远方,奶奶指着南方告诉我:爸爸妈妈就在那边工作。我的眼光越过城市的屋脊,顺着她的手望去,只见远方层峦叠翠,在阳光下辽远迷濛,显出几分神秘。于是,“在大山的怀抱中”,这就成为我对大吉山的第一个想象。

去大吉山的路几百公里,过程我却了无印象,但我记得车到大吉山的情景。那个年代,大吉山的汽车站很小,一天里也就收发一两班车,到赣州的班车是隔日一班。我们到的时候,站里没有几个人,夕照斜铺在候车室里。烫了发的母亲正坐在木条钉成的靠背长椅上等我们,一边织着一件红色的毛衣。一只藤编的敞口提篮立在她身边,里面装着毛线团。也许因为是新生活的开端特别令人,也许是因为见到久别的母亲特别兴奋,那情景一直留藏在我心里永志不忘。

可是当住下来开始和母亲朝夕相处,我却需要适应母亲。七岁的我有时还会尿床,母亲要我跟着她睡,以便晚上叫我起来拉尿。比起我的小床来,母亲的床很大,很舒服。但是几年来的聚少离多,已经在我和母亲之间悄然酝酿出了生分感,躺在母亲身边我竟然手脚无措,十分拘谨,好久不能入睡。三十出头的母亲要是知道我藏在心底的疏离,会有痛的感觉吗?在我的记事屏幕中,没有跟母亲的厮磨、拥抱,更没有像不少人那样,成年了仍然会依偎着母亲,亲亲热热。我也从没有跟母亲公然表露过一句“我爱你”。这种隔膜久久伴随着我。记得进中学有了英语课,放学回来母亲想检查和辅导我的学习,让我朗读英语课文给她听。我非常紧张,就是开不了口。

我一直在心的深处小心翼翼地认为,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甚于对子女的关心。那是因为母亲离开三岁的我而跟着父亲去了矿山?或许,父与子真是一对情敌,争夺着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同一个女人。

上个世纪中的三年困难时期,我是在大吉山度过的,那时我是个低年级的小学生。

有一天上语文课,大家坐在教室里等了很久,没见老师来。后来教导主任来了,跟大家说:“你们的老师已经回农村去了,不教你们了,今天的课由我来代。”原来我们的老师因为吃不饱,宁愿弃职回家乡农村去当农民。后来从别的班调来一个新的老师,但是没过多久,又出现了老师不来上课的事。有个好事的同学告诉大家说,她看到老师正在房间哭,因为没有饭吃。

我们家同样吃不饱,餐桌上经常是白粥。母亲不知道是从报纸上还是广播里学到一种技巧,煮饭时先把米炒一遍。据说这样一折腾,一斤米就可以做出4斤饭。炒米的时候,厨房里漫溢着诱人的香气,但是炒米做的饭烂渣渣的,非粥非饭,十分不好吃。而且所谓一斤变四斤,只不过骗骗自己的嘴巴,肚子却是骗不了的。母亲也曾托跑长途的司机在外地农村买了一袋晒干了的红薯片,于是在那一段时间里,我们家的早餐就总是水煮红薯片。

一直到晚年,只要说起那些逝去的日子,母亲就会提到我当年的发问:“妈妈,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煮一次干饭吃呢?”其实我根本不记得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要求,尽管我相信它是绝对的事实。但是母亲牢牢记得。几十年后作为笑谈的资料,在当时一定令母亲十分的难受和痛心吧?不过,隔着岁月的长河,她只是感慨而已,没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激愤之词。

那时候因为大人上班、孩子上学,中午来不及做饭,母亲有时派我端个钢精锅,到职工食堂去打饭。回家的路上,我总是抵制不了白米饭的诱惑,悄悄躲到僻静处,用手抓一把饭塞到嘴里。最僻静的地方是公共厕所后面的那条小路,一般是掏粪的人走的。我常常就在那里迅速完成一两口白饭的享受。那时候,厕所似乎很干净,一点也不臭。现在想来,那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肉食的原因。后来到农村才懂得,食草动物的粪便大都较少异味。

当我抹干净嘴巴回到家里,心里总不免有点发虚。有时候,母亲打开锅盖会说:“今天的饭怎么这么少?”听到母亲这样问,我的心一阵狂跳,不由舔了舔嘴唇,生怕不小心留有饭粒。但是母亲从来没有认真追究这个问题。

人渐渐长大以后,都学会了原谅自己。像如今的大多数学者那样,我后来也把自己的不良行为归咎于社会,归咎于饥饿的时代,那可是饿死了万人饥荒啊。不过我心里还是藏着一种不光彩的感觉,藏着一丝内疚,所以一直没好意思跟母亲坦白,因而也就一直不知道母亲究竟是被蒙蔽着,还是洞若观火,只是不愿意揭穿罢了。我之所以没有主动跟母亲说出这个秘密,也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太残酷。它虽然是对一个孩子道德水准的考量,却更是对一个母亲爱子之心的刻骨伤害。我总想,母亲如果当时知道这事实,她在恼怒我不争气的同时,一定也会因为儿子的饥饿而伤心吧。

当时母亲的月工资有八九十元,父亲的更加高。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只有四十来元的工资,可见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错。只是在短缺经济的阴影下,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。父亲和母亲因为营养不良,先后患了流行一时的肝炎。后来姐姐也被感染了。医院检查,生怕我也被染上。其实我并没有肝炎的症状,医生屡屡检查之后也都说没有,母亲却总是不相信,隔不了多久,医院再次做检查。

长大之后我终于理解到:有时候,爱心就是如此的固执和盲目。

我是在刚满17岁的时候,受到了城市的放逐。

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,当时大学已经停办好几年,中学里积压了好几届学生。这次国家要来个一次性清理,将这一批年轻人全部下放到农村去当知青。因为农村是个“广阔的天地”,足以收容城市难以消化的大批人口。我们这些连初中也只读了一年多的少男少女,同样带着行李,加入了向农村去的行列。

在锣鼓的喧哗中,我们分乘七八辆大卡车,到县里去集中,然后分赴各个公社。母亲来送我上车。车已经开了,她突然追着跑了几步,将头上的草帽摘下来递给我。我接过草帽之后,她还跟着车快走了好几步,是想再叮嘱我几句,还是想多看儿子一眼呢?在滚滚车尘中,只见她的身影越来越小……

但是我那时候还不懂别离的感伤。到农村的当晚,煤油灯昏暗的光线照在黑黝黝的墙上,高中的同学不论男女,或抱头痛哭,或暗自流泪。我们年少的几个却铺开被窝卷,坐在床上拉起二胡来。我们也唱歌了,唱的是想念毛主席之类。当然我们并不是真的想念毛主席了,只是因为我们需要唱歌,而我们熟悉的歌大多与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关。

那个夜晚,母亲睡得好吗?我没有想及这些。年轻的心崇尚漂泊,我曾希望,下放的脚步要走得越远越好,甚至一直走到天涯海角。

那时候,文化大革命风波正酣,父亲已被隔离审查。我出发的前一天,母亲让我去给多日没能回家的父亲送饭菜票。于是在出发的前夜,在开过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之后,我去隔离室见到了多日没有回家的父亲。当作监守人员的面,我告诉父亲明日我要下放去农村的消息,并按照要求,劝告父亲要好好检查。在那间临时征用办公室设立的简易囚室里,在我翌日就要离家独自走向艰难生活的夜晚,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眼泪。

从父亲那里出来,我对着星空长叹,这才意识到母亲让我去送饭票的苦心。细致、含蓄的她是让我这个即将远行的儿子去跟父亲告别一声啊!

母亲从来没有去知青点探望过我,其他同学的母亲都去过了。但是我一点也不感到委屈,因为我知道,这是因为父亲受文化大革命的身心摧残,得了严重的冠心病,母亲走不开。上班之馀,她把时间和心思几乎全花在了父亲身上。即使多年后我考上了大学,因为同样的原因母亲也没有去看望过我,而同寝室同学的父母亲大多都在寝室里出现过。我虽有遗憾,但是依然没有觉得委屈。从十六七岁起,我就不冀望父母亲能给我多少照应。这种淡然,这种自立,也算是我对家庭的一种担当,对父母的一种报答。

记得我曾孤独地坐在农村低矮黑暗的阁楼里,无端地想起父亲,想起母亲,想到他们艰难的人生,也想到我自己的命运,茫茫然看不到未来。如果父母亲不在了,我将怎样无助地生活下去?思想万千,不由悲从心来,放声大哭了一场。这场哭定然是积郁的发泄,是对过去生活的决绝,是成熟的开始。此后尽管生活的磨砺不断,包括恢复高考考出了好成绩,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流风而不被大学录取,不得不在第二年再次走进考场。但我几乎没有再哭过,甚至母亲去世我也没有流这么多眼泪。

我在农村的几年里,家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搬了两次。地方一次比一次偏远,房子一次比一次差。

我的少年时代是在矿区的中心度过的,那里生活比较方便。父亲被隔离审查后,就有造反派想要我们的房子,借口那里离武装部太近,牛鬼蛇神住在那里必然会危及武器的安全,所以逼着我们搬到偏远的一座危房里去。同我家一起被驱赶的,还有隔壁的一家。据说那家的男主人在旧时代当过伪保长。

那时我和姐姐都已经到农村去当知青了,母亲领着我幼小的妹妹,拉着板车上坡下坎,搬离了那里。我不知道母亲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完成了这次搬家,当她迈开沉重的脚步时,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吗?她一定强忍着不愿意让女儿看到她的眼泪。当时因为停发工资,每月只给十几元“生活费”,我的妹妹发烧,母亲竟然拿不出药费,只好去找人借钱。这件事她一直记忆犹新,但是她很少说起。她一定不想让孩子过早感受生活的艰辛。

隔壁那家的伪保长也在关押之中。面对上门催促搬家的人,女主人却大吵大闹,誓死不从。她说,我们家男人犯错误是他的事,我为什么不能住这里!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家庭妇女,平常从不大声大气,但是遇到这样的紧急关口,撒起泼来却也气势如牛。最后,催促搬家的人竟然被她顶了回去。于是他们家依然住在武装部附近,倒也没有听说有丢失武器弹药的事情。多年以后,我去探望那栋留有我少年印记的老房子,父亲带领我们种的那几棵树已经不在了,但是“伪保长”的家还在那里,只不过“伪保长”本人已经去世好些年了。

当年我曾想,如果母亲也坚决抗拒呢?说不定也能得以不搬吧?正是幼稚而喜欢思考的年龄,有一度我甚至把两家的搬与不搬归结于知识分子的软弱性,归结于母亲生性的懦弱。

母亲的懦弱是天生的,更是后天造就的。外公家的成分被划为地主,“出身不好”的金印早就先天地牢牢烙在了母亲的脸上。后来有关部门又查证了她读中学时的“问题”——参加了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三青团,尽管那是全班的集体行动。我们都知道,在中国,所谓集体活动是怎样的不靠谱,常常是被忽悠的结果。十几岁的她既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活动,也没有交过团费。她甚至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,直至几十年后被“挖”出来。为此她有过很多次的被强迫回忆,在办案人员的提示下,一寸一寸地在过去生活的黑暗甬道里爬行,寻找自己的点滴罪恶,过程痛苦不堪。改朝换代都快20年了,我们竟然还组织那么多人披沙拣金一样,从遥远的昔日寻求并不存在的仇恨,

命运已经注定了母亲最终同父亲一样,也要在文化大革命里受尽折磨。除了被批斗,她还被下放到车间劳动,干粗活、脏活、重活,甚至被派去掩埋自杀者的死尸。如果她敢像隔壁那个女人一样抗拒造反派,正如当时惯用的成语所说,只能是螳臂挡车,一定没有好下场。

这些经历使原本就小心翼翼的母亲变得更加担惊受怕。过度的谨慎成为她的心理常态。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,班上有一个同学是现役军人,好些同学轮流戴他的帽子照相留影。母亲知道后很不以为然,认为这属于出格的行为,劝我勿为。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事情,社会清明了许多。可是母亲对往事心有馀悸,依然处处害怕犯忌。

母亲的生命与父亲紧紧焊在一起。

父母合影

父亲会拉二胡,会唱京戏,年轻时还在电影院画过海报。有一次参加象棋对抗赛,他在广场上与人对弈,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,夹在人堆里看他坐在椅子上气定神闲的样子,很是震惊。爱唱歌的母亲是不是因为他的才艺爱上了他呢?父母亲都喜欢看电影,尤其是外国片。我也跟着沾了光,工人文化宫的放映厅里悬挂着影星们的大幅照片,我说起来如数家珍。我曾经想过,家境殷实且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母亲为什么会嫁给父亲呢?父亲虽然出身官宦家庭,但是家道中落,自己也没有读过大学。抗日战争胜利那年,父亲从大后方的云南去上海就职,途中到赣州寻找失散的老母亲,却被一个朋友挽留了下来,进了母亲所在的那家公司。在那短短几年中,公司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情感故事?一个漂泊者是怎样遇到了一个泊碇处而从此抛锚息心?可惜爱情故事都是个体的、私密的,旁人无法知道究竟。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能够理解,所有的细节都只潜藏在当事人的生命中起伏浮泛,最终跟随着他们的灵魂散落、飘逝。

我只知道,母亲对父亲确实很好。在我的眼里,简直可以说是无可挑剔。从来没有看过他俩红脸,如果说他们是把所有的不协调都藏在了暗处,几十年里不被我发现或撞见,倒也真是不容易。

母亲跟奶奶的关系无可挑剔,我偶尔见过父亲跟奶奶急,却从来没有见过母亲跟奶奶有什么不愉快。奶奶说的是家乡的方言,父亲也说。母亲自踏进这个家门起,就抱着融入的信念,积极学习这种土话。以母亲的聪慧和语言天赋,她很快就操着字正腔圆的土话加入了这个语言的圈子。我出生的时候,见到家里人都说这种话,以为这就是我们家所有人的母语,也就自然而然地步了母亲的后尘。后来奶奶和父亲都去世了,家里说那种方言的源头和必要性不复存在,但是我们已经陷在土话的磁场里无法自拔。就好像汉语的许多词,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消解了本意,只剩下引申义在我们的生活中通行。

父亲得了冠心病,母亲照顾得非常仔细,那些年她简直就是为父亲而活着。囿于当时科学知识的局限,她对父亲的饮食禁忌特别多,而且非常严格。比如那时流行的理论是,冠心病人的饮食必须尽可能地杜绝胆固醇,所以为父亲煎荷包蛋时,她会细心地将蛋黄剔除,因为蛋黄的胆固醇非常之高。当时的人普遍认为,冠心病人必须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,母亲就为父亲四处寻找脱脂奶粉。尤其典型的事例是,每当为父亲熬好了鸡汤,她不仅细心地将汤面上的油撇去,还要用草纸在汤面轻轻拖过,以吸去残存的油花,反复多次,直到看不见一点油星。我对母亲这种似乎矫枉过正的做法已经习以为常,但是每每看到,还是叹为观止。

当吃着没有蛋黄的荷包蛋或喝着寡味的脱脂牛奶的时候,父亲总要抱怨,说母亲比医生更厉害。病中的父亲心情不好,有时显得急躁,而母亲总是表现出宽宏的大度和忍让。但是在控制饮食的问题上,母亲决不为父亲的抱怨而有一点退让。也许父亲心的深处愿意得到母亲这种“严厉的呵护”?反正从来没见他自己偷偷去煎一只有蛋黄的荷包蛋吃。我们家最会做菜的其实是父亲,以往家里有什么重头菜,都是由他掌勺,做荷包蛋对他来说真正是“小菜一碟”。

虽然家境不错,母亲却很节俭。这种习性当然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有关,或许也来自我的外婆,一个被划为地主家庭却与骄奢淫逸毫无关系的女人。但凡涉及到父亲的需要,母亲却从来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吝惜。那时候市场的物资供应并不丰富,母亲有时候清蒸一只小母鸡,只给父亲一个人吃。说实话,我在一旁看着还是有点馋。那个年代,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中的鬼子兵在火车上一人抓着一只烧鸡啃,最吸引青少年的眼球。尽管那是敌人,最后还要被我游击队员打死,依然平息不了我们的羡慕。

为了给父亲买低糖或代糖食品,母亲四处打听,从北京邮购木糖醇。这在当时算是贵重的食品,她总是五斤十斤地买。可如果是父亲不能享受的东西,母亲就坚决不添置。电视机开始流行的时候,父亲已经失明了,母亲坚持不买电视机,除了不愿意撇开父亲独自享受之外,心理细腻的她更担心的是刺激父亲,增添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怨艾。

母亲唯一计较的是自己的穿着。我在照片上看过母亲穿旗袍,烫发,那是过去的倩影,我所看到的她总是穿列宁装或者列宁装的变种,梳着职业妇女的短发。那时候商店里的成衣很少,母亲的衣服几乎都是裁缝店做的。布票有限,她也曾不得不跟着满街人,去“热购”那种三寸布票可以买一尺的化纤布。虽然衣料没有法子苛求,但她对“得体”的追求却从不放弃,也决不降低标准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从裁缝店里做的新衣服拿回来试穿,常常有不满意处。每到这时,她就不厌其烦地跑裁缝店,要求修改,甚至往返修改好几次。我一直不明白的是,那时候的裁缝怎么这么好说话,是因为当时风气如此,还是因为母亲是老主顾,他们不想得罪?

母亲到退休年龄的时候,北京那四个人已经被打倒,母亲又回到机关里,恢复了原先的工作。单位希望她多干几年再退休,也好带一带年轻人。那年头有一句很时兴的口号:“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!”但当时我们做儿女的都不在身边,为了照应在家养病的父亲,退休的时间一到,母亲没有一天的耽搁,迅速办了退休手续,对那些“被耽误的时间”毫无顾念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想,母亲的那种细心、体贴,那种理解、忍让,给儿女们的影响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?如果都站在父亲的角度看生活,将母亲作为模式、作为典范去理解,去看待婚姻、看待家庭,会不会在面对这个色彩斑斓的复杂世界时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,从而在期望的失落中进退失据呢?

生活总是如此的纠结不清,好与不好总随着社会场景的推移而不断相互转换位置。

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,我到广州工作。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,我把母亲接到了身边。不知不觉间,母亲已经头发渐白,而且日益稀疏。让人想起那个要将五花马、千金裘拿去换美酒的诗人所歌:“君不见,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

白天,家里就只有母亲一个人。天气好的时候,她会到楼下走一走。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,腿脚越来越不灵便,下楼的次数就越来越少,每次在楼下呆的时间也越来越短。大多数时间,她都是坐在家看报纸或看书,偶尔弹弹琴。

由于她看报纸比我们看得更多、更仔细,在饭桌上谈起时事动态,她甚至知道得比我们多,而且有自己的臧否态度。更有意思的是,她对歌星的熟悉程度也超过我们,我总开玩笑说她是某某歌星的粉丝。我见她过了八十岁之后,依然如此关心社会,关心生活,思维清晰敏捷,心里暗暗为她高兴。

其实我也知道,母亲在广州的生活很寂寞。我们住在高楼上,视野开阔。她常常站在窗前凝望,不知道她的目光停留在哪里。我相信,她的目光一定也曾穿越时空,回到了青春年代。每逢这种时刻,她的心里弥漫的是欣慰,还是惆怅?

我们请了一个钟点工,是来做晚饭的。我曾想让她中午也来,帮母亲做点吃的,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。她不习惯特殊,不习惯额外照顾,可能也希望没有旁人的自由自在,所以情愿中午自个随便打发一餐,比如做碗面条什么的。晚年母亲的习惯用语是“不要”,凡是要给她添置什么东西或给她什么照顾,她总是不假思索就冒出了这两个字。记得她在赣州时,我几次要陪她去买一架电子琴,希望能以此慰她的日常寂寞。她总是说我回去一趟不容易,不如在家好好休息,等以后她自己去买,但事情却一拖再拖。后来我终于想到,母亲是舍不得为自己如此花费。我只好自个上街,直接把琴买了回来。中国的母亲恐怕大多数都是这样,钱花在儿女身上很大方,花在自己身上却心痛。我给母亲买的好衣服,她总舍不得穿,说是要留到“社交”的时候穿。其实她自己也知道,随着年龄增长,知交半凋零,“社交”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。

在广州,母亲也曾试图融入环境,跟一些年龄相仿的人来往,但总是不如意。周边住家的老太太们大多来自各地农村,是到广州来照看孙子的,很多甚至说不了普通话。以母亲的学历和见识,大约不很容易跟她们谈到一起。一个老太太刚在散步时认识,就要跟母亲到家里来玩,生性谨慎的母亲赶紧敬而远之。还有一个老太太要拉她加入基督教,每见即凑上来鼓动,锲而不舍,吓得母亲一见她就躲得远远的。我深深觉得,像母亲这样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,没有了跟社会的接触,是人生的悲剧。也正因为如此,母亲更愿意住在赣州,住在她的女儿家里。她始终认为赣州才是一块熟稔的土地,才是她的家。那里有她的童年快乐,有她的青春记忆,有她的爱情生活,有亲戚还有老同事。每当要回赣州的时候,她至少提前半月就开始收拾行李。那段启程之前的时间里,母亲总是流露出异常的轻松和畅快。

每次临走,她都要交下一些东西来,似乎要把一切该交代的都交代好,随时准备自己不再返回。这些东西或者是她的存折,或者是父亲的几页文字,或者是几幅照片,或者是几张崭新却早已经停止流通的旧版钞票或粮票。有一次交下的是她的几枚图章,几乎全是父亲为她刻的,有石质的,有角质的,还有水晶的。只有一枚据说是傅抱石未成名时的作品,只是边款已经磨损,不知道是不是文革中母亲磨掉的。

有一次动身回去之前,医院看眼睛,医生给她开了几盒疏通血管的胶囊。临到走的时候,她执意要把这几盒药留给我,说她不想吃。后来才知道,她是因为见我曾经服用这种药,所以想留给我。唉,她不是不知道我有公费医疗,要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去开,可是她却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她的关爱。

她还因为要回去了,不在我身边,觉得有些事情必须提醒我,比如有一次提醒我发表文字要小心,还有一次跟我谈到要注意避免“公车私用”的问题。我的一位下属借去赣州出差之机,执意要去看望她,当然带了礼物。可是事情过后母亲却跟我说,这种人你可要留意,他拼命夸你,而且用那么过分的话语和口气。我不得不由衷惊叹:这就是我洞察人生、通晓事理的母亲,超越表象和小小利益的母亲,令我骄傲的母亲!

母亲一直希望我重执教鞭,理由很简单,就是希望我能够享受寒暑假的休息和放松。年迈的母亲早完成了自己的社会责任,不再需要管后辈的吃和用,但她的爱心没有丝毫衰减。无法具体物化的爱无所着落,只能挂在心里。她的唠叨往往换来我的不耐烦,她的担忧有时也会使我不屑。但是我完全明白她的拳拳爱心,总是在很不礼貌地顶撞她之后,又深为自己的态度不安和后悔,担心伤害了她老人家。

有时候,母爱会显得那么渺小、可笑。比如吃饭的时候,母亲总习惯把好吃的菜往我这边移一移。即使就摆在我面前,她也会习惯性地向我这边推一推。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举动。对此我总是不以为然,常常流露出“多此一举”的不耐烦。也许,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有过类似的表现,都有过嫌老人多事的心理体验。他们的节俭、他们的犹豫、他们的琐碎、他们的记挂,都似乎是现代市民生活的负担和不谐和音。但是当这些看似毫无意义、甚至不免累赘的细节跟着老人远去而不再出现,它们的温馨内涵就逐步浮现,念之让人心碎。

人总是执著于事物的物质层面的意义,对于深藏其中的最本质人性意义的理解,总是要慢一拍半拍。其实任何细节都包含着无比丰富的信息,母亲移一移菜盘子的微不足道的举动,这种当时令我认为纯属多馀的举动,如今想起感到那样的亲切,感到其中携带着那样多的温暖。这种失去了的亲切和温暖,回忆起来令我泪流满面。

父亲去世后,骨灰几经搬迁,最后停留在赣州的公墓。

购买墓穴的时候,工作人员劝我们做儿女的买一双人的,以备母亲百年之后跟父亲合葬。

回家请示母亲,母亲没有说什么,态度和神情却是明显的不支持。大家都认为,母亲是担心这样早早的预留不吉利。看起来这似乎是常理,合乎一般性的逻辑,但母亲并没有这样说。

母亲尽管性格软弱,但是抱定的主意却不轻易改变。所以只要是关于她的较大的事情,每逢要作选择的时候,我从来不给她建议,更不会为自己的倾向去说服她。从父亲染病到去世,母亲十年如一日,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着父亲,真可谓鞠躬尽瘁。父亲失明之后,不愿意出门,母亲又学会了一门技艺,在家帮父亲理发。她把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全部集中并锁定在父亲身上,完全没有了自己。虽然我从来没有听过母亲的怨言,却不无冒昧地揣测:父亲的离去对母亲其实是一种解脱,也许她在悲痛之馀终于感到了久违的轻松,也许她再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挂靠在另一个人身上?当然这只是我的文学性假设。母亲偏于内向,谨慎而深沉,我从来没有听过她讲与父亲的爱情故事,就像我的孩子也不清楚我的爱情故事一样。

父亲去世的那年,母亲虚岁60,还不算老。在我心目中,母亲是那样地爱父亲,那样地为父亲牺牲,所以我主观武断地认为,母亲决不可能另找老伴,她不会接受别人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关于她的老伴问题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我的思维屏幕,当然我也就从未向母亲提起过。那时的我30出头,还不是真正懂得爱情的年龄,而且正处于事业的开创阶段,整日里的心思都自私地放在了工作上。等到岁月纷乱而去,我渐渐有所醒悟,尤其是看到相互扶持的老人反衬着孤单的母亲,更是意识到自己铸下了一个很大的错。母亲不是一个进取的人,很少主动把握自己,因而我的推动就非常重要,也许影响甚至决定着她的生活轨迹。可是等到我看清楚自己的责任,年华又是一番飞逝,母亲真的老了。

母亲在80年代

自责就像废墟里的灌木疯长,枝叶纠缠成为我的一个心结,紧紧压迫着我,使我透不过气。终于,我将此事去问母亲了,问她有没有萌生过再找伴侣的想法。心里暗暗希望母亲并不在意此事,希望她仍然沉湎于对父亲的追思,这样就可以摆脱或减轻我的负疚感。但是母亲没有给我解脱负疚的机会,她淡淡地说:“没有合适的啊。”这种淡定完全符合母亲的人生态度,她的理想和生命活力不是散落在寻找的路途上,而是坚守在心灵家园的等待中。但是那轻描淡写的几个字,却展示了她的心底微澜,摧毁了我自以为是的心理防线。人生得失的记录往往无法涂改,除了噬脐莫及的忏悔,我该怎样弥补我的无知和粗心?

母亲去世之后,我和姐姐妹妹还是让她和父亲并肩躺在了一起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。关于老伴的命题,我只能强词夺理地默默劝慰母亲:也许,这个世界上再找不到一个像父亲那样值得你深爱的人……

母亲最终是在广州去世的,将满85岁之际。

在她满84岁的时候,我似乎舒了一口气。民间说:“七十三、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。”这是因为孟子七十三岁去世,孔子是八十四岁去世的。圣人的生命尚且无法逾越的坎,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更是横亘的高峰。所以“七十三”和“八十四”就成为中国人的生命魔咒。

可是母亲终究没有走完84岁的里程。她生病的时间并不长,但是日见虚弱。我不得不去赣州接她,将她医院。

探病实际上成了家属的聚会。对于危重病人来说,那是他为家庭、为家族作出的最后贡献。借此机会,久不见面的亲戚们走到了一起,在问候病人的同时,也互相寒暄着。电视机在一旁不经意地播映着低劣、低俗的节目,病人只是茫然地躺在那里。我相信几十年的岁月定然在母亲的意识中急速流淌,只是我们无法知道滑过的是一些什么情景、什么记忆。

渐渐地,母亲开始出现间歇性的意识迷糊。值班医生问她是什么职业,她说做会计。医生就出了个算术题:-7=?她说等于3。如此数遍均如此回答。

我那一直到晚年、到衰老都被人称赞头脑清醒、脑子灵活、逻辑性强的母亲啊,你真让我伤心了!

等过一阵子之后,见她情况稍好,我伏在她的耳朵边说:“你刚才算错了题目呢。”她笑了。再将这个题目要她算,她不答,只是笑了笑,说:“这么简单的题目!”

我望着窗外初秋的亮丽阳光说,等你好一些我陪你到外面走走。

她说,走一走那恐怕就是奢望了。

站在一旁的护士听了不由笑了,想必是因为“奢望”这个词的书面语味道。

母亲确实再没有回到阳光里。

母亲闭上眼睛,告别了这个给过她许多忧患的世界。我们给她换上衣服的时候,我的一位在场的女同事根据其家乡的习俗,说要给母亲口袋里塞点钱。于是大家赶紧掏口袋,给她塞了许多钞票。其实母亲是一个通达的人,并不信奉这些,但她已经无言,而此刻的我也对一切完全失去了哲学和文化的判断。那晚我回到家里,关起门在电脑上打游戏。手指不停地作机械性运动,一直到凌晨三点多。

几天后在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。时间很短,程序也很简单。母亲被化妆了,医院仙逝时那么安详,甚至加重了我的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

伴随她老人家走的,是一张光碟,外加一副新扑克牌。光碟上录有《春江花月夜》《苏武牧羊》等她喜欢的曲目,饱含古典意蕴。那是由她正在读大学的外孙女连夜刻录的。让母亲带一副扑克牌上路也是这位大学生的主张,她知道自己的外婆闲时喜欢玩“通关”,那是可以一个人独自玩的扑克游戏。在另一个世界里,母亲依然要独自玩“通关”来消磨时光吗?本来还想让那根与她形影不离的拐杖跟着去,但是那拐杖有一部分是金属质地,火化不了。

母亲临终没有交代什么,我可以理解为她已经没有什么牵挂。但是在即将离去的那些天里,她的脑海里浮动着的是什么?据说在人的各种感觉中,最后消失的是听觉,那么我们在她病榻前的说话她都听见了?只是她没有力气说什么了,或者她不想再说什么了?

母亲刚去世的那一段时间,我没有怎么哭。因为忙碌后事,我还没有来得及悲痛。伤感和悲痛也有生命,是慢慢生长起来的,像爬山虎一样悄悄伸展,像暮霭渐渐弥漫,渐渐布满了心间。那段时间里我不敢开口说母亲,我觉得只要说到她,我的眼泪就会奔涌。我也害怕逗得妹妹哭。她陪着妈妈来广州,现在却要捧着她的骨灰回去。

我从母亲的遗物中找出陈默的手机号,给他发去一条短信。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联系。尽管我跟他一样是以笔谋生,很可能有许多共同的话题,但我不想在母亲悠长而纯净的友谊中搀杂任何世俗生活的内容。在母校校庆期间,母亲与陈默见面的时候也曾不无客套地邀请他来家里坐一坐。陈默没有来,他跟母亲说:“那又不是你的家。”儿子的家怎么不是母亲的家?但是我马上就理解了,他们之间已经不需要现实的掺和,不需要任何的打探、察看、询问、寒暄,更不需要礼数的周到,甚至不需要关怀。他们的友谊完全活在过去,活在内心,活在青春的校园里,活在那永远飘飞的歌声中。跨越悠悠岁月之河的相望,就是青春的唤起,就是生命的享受。

收到我的报丧短信之后,陈默回复说:“请在小春灵前为我献花圈并焚香哀悼……”“小春”是母亲的名字。我为母亲保持数十年的友情感叹和欣慰。

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母亲,正好临近中元节。有朋友说,可能是提示你要去烧纸钱吧?但是我们家从没有这样的习惯。母亲在时,我们也从没有为去世的父亲烧过的。这大概是20世纪中国大地唯物主义流行的结果吧?不过母亲曾经说,烧再多纸钱也不如为他生前做一件事,也不如对他生前好一点。

退休后的母亲曾经提到过两件事,一是没有看过海;二是没有坐过飞机,以前她也出差,但是都是坐火车。母亲一辈子都不习惯提要求,无论对单位还是对自己的儿女。她的这两个遗憾都是在闲聊中带出来的,并没有作为愿望展示。但是我记住了。我带她去看过海,还想带她坐飞机,去东南亚,但母亲的腿脚已经无法远行了。

做儿女的,无论谁会都有许多来不及偿还的心愿,都会有已经无法弥补的缺憾。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对母亲的回报永远都不可能穷尽,献给母亲的怀念文字也永远写不完。即使我们对母亲的生活能够尽心尽力地照顾,但是很可能关于她的心灵需要却甚少,甚至视而不见。

母亲去世后收拾她的遗物,见到她随手写的笔记,一个学生用的薄薄的笔记本,可是只剩下完整的一页。那一页是年写的,其馀的都被她剪掉了,只是还看得到残缺的字。

留下的这一页记的是给父亲迁坟的事。那次我在赣州呆了五六天,正好妹妹任教的学校军训,学生不上课,因而她也得以在家休息。妈妈在记叙了迁坟的经过之后,写了我们母子三人在一起的情形:

我们说说过去,回忆大吉山。他们还陪我上街走走,买买东西。到赣州公园坐坐。吃了烧饼,喝了饮料。心情是如此的平静,气氛是如此的融洽。这五天的生活是宁静的、祥和的,更是不可多得的,令人留恋,令人难忘。我已经许久没有过这样的日子了!今后亦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
我不知道她老人家最后的感慨是由何而生。但是显而易见的是,她对“这样的日子”很是渴望,对于它们的稀少非常在意,时时担心以后不再有这样的日子了。那种不满足,仿佛一片龟裂的土地。但母亲决不肯袒露这片土地,也许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文字冤狱心有馀悸?那些被剪去的文字,或许有更多的感慨,更多的希冀,却都被母亲细心地收藏起来,跟着她远远地走了。

我们做儿女的,能够想到母亲的这种心理需求吗?幼小的时候,我们渴求母爱,母亲慷慨地给了我们。如今母亲老了,反过来需要我们的爱护了,我们却不一定懂得给予。

我跟别人说:我的母亲去世了。

问:多大年纪?

听说是八十多岁,都会说:啊,是长寿呢。

是啊,是长寿。但是在儿女心中,八十多岁算得了什么?母亲的生命应该永无止境。何况,我们还有多少应该做的事情来不及为母亲做呢。可叹的是,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

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,我到赣州去扫墓。

夜里,我在宾馆的楼上凭窗远眺,久久望着城市的万家灯火,依稀辨别着那些熟悉的街道和建筑。那巍峨的塔,那几经改造的广场,那一代代父老乡亲走过的街道,那兴废无常的店铺和闪烁不定的霓虹灯,都星散着或多或少、或长或短的往事,交叉着母亲和我共同的记忆。我似乎觉得母亲在跟我一起凝望,我们的心里都浮现出铺撒在这块土地上的童年和青年岁月,起伏着漫漫人生的喜怒哀乐。

人生的故事就这样一年又一年、一代又一代地繁衍。各式各样的悲欢都将化作飞逝的风烟。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,是不是有人在那个世界里等我们,我们只知道一拨一拨地跟着前辈的脚印走。

我还记得跟母亲一起去郊外给外公、外婆上坟的日子,很久很久的事了,天上是春天里的阳光,地上是春雨后的泥泞。我骑着自行车,母亲坐在后座上。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《土地:永恒的厚实与新的堆积层》,发表在报纸上,后来还被两种散文选本选入。很遗憾的是,我没有把它给母亲看。算起来我发表的文字已经数以百万计了,但是我很少把这些文字介绍给我的母亲。如今想来不由慨叹:心灵的沟通总还有未能企及的盲区。

我在那篇文章的末尾写道:“返城路上,仍遇见不少上坟的。我突然好奇地想象外公、外婆年轻的时候,他们一定也上过坟,穿着大襟的布衫,手里提着鸡,串着土纸做的‘钱’……再过几十年,轮到现在上坟的人躺在土里了,后来人将怎样上坟?一般来说,簇拥在花圈中的仍然只是少数,大部分只能在向泥土演化中静静接受家人的纪念。念及于此,我似乎感受到一种永恒的土地厚实感,而我同身边流过的人们正是其中的新堆积层……”

那时的母亲精神矍铄,还算硬朗,能够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跟儿女辈一起到郊外去追念先人。往事历历在目,可是如今的母亲却躺在我们认为冰冷的另一个世界里,已经轮到我给她上坟了!

但是母亲永远也不会从我们的世界消逝,文化的脐带就像血缘一样永远无法割断。我们的灵魂布满母亲留下的烙印,每一个烙印都成为她无言的嘱咐和牵挂。无论我们怎样成长,甚至白发苍苍,步履蹒跚,那些烙印仍然把我们和母亲连接在一起。

母亲在哪里,哪里就是我们的家。如今母亲还在这小城里,而且将永远留在这里,所以这里还是我的家。我会经常回来,反复拾掇散落在时空里的记忆,细心倾听飘忽在风中的乡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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